一个村医照顾千人，退休金每月只有两三百
文 / 巴九灵
国庆回村一趟，几次路过村卫生所，总是一种可开可不开的景象。
一天晚上7点，门就是关的。后来医生说去过生日了。第二天下午4点，只有两个人，一个是意兴阑珊的医生，一个是呆坐的看门的奶奶，房子里的灯昏昏亮着。
小巴/拍摄
再到晚上6点，只剩下奶奶一人，说医生去吃饭了，要一个小时后才能回。
小时候经常去村卫生所，渐渐也就混熟了。那时房子里总热闹，通明，老医生很有威严，精力旺盛。
长大偶尔去时，也有一些余味，老医生的儿子和儿媳妇忙前忙后，画面颇为和谐。
而如今这番景象，大概可以判断老家的村卫生所是没落了。
村医群像：与时代的进步擦肩而过
翻开卫健委每年都有的统计公报：2017年，乡村医生有90.1万人。2018年，是84.5万人。2019年，是79.2万人。2020年，是74.2万人。每年平均以5万人的数量减少。
2021年，没有再明示乡村医生的数量变动。但有一个数据似乎更赤裸，“持乡村医生证的人员和卫生员”2020年数量是79.6万人，到2021年是69.7万人，相差近10万人。
陕西商洛市某行政村村医李光明，今年马上要40岁了。在他们镇的38个行政村中，40岁左右的村医仍是中坚力量。
李光明一个人“一条枪”管着村卫生所，2000个村民有啥头疼脑热都是他的事。这一干就是二十年，以至于家也牢牢固定在村子里。他中间也有过动摇，特别是有了两个孩子以后。
以往的一幕幕不断浮现他的眼前，迈步飞奔的城镇化把越来越多人带去了城市，他们在那里买了新房、安了家，他们的孩子在那里上了学，硬生生地把他们的人生划出了两条路，别人走的是一条是阳关大道，他自己走的却是一条是崎岖小路。
临近四十岁，他为自己后路考虑的心理更迫切了。
如今，他年收入总数大约在4万元。没有编制（但受镇卫生院管理，有事需请假）。没有主流企事业单位的五险一金，只有一个保险。
如果退休，每月会有两百块钱的退休金，这是身边已退休村医的情况。上有两个老人，下有两个孩子，但他当不了家里的顶梁柱，还得靠老婆外出打工赚钱。
他的爸爸去年做了五个心脏支架，妈妈长期高血压、糖尿病。此外，“今年我丈母娘宫颈癌又花了一大笔钱，弄得人手里没点存货，心就慌了”。
李光明的爷爷曾是县里的医生，曾建议他从医，最终他大专毕业（那时的大专学历未必很差），落得个村医当。如今，他总觉得未达到爷爷的期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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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光明的尴尬处境不是个例。济南一位四十来岁的女性乡村医生张健，干了十来年，每个月收入2000元。一开口就说，不想干、想改行了。
河北省衡水市高新区苏正办苏义村的村医何文库，42岁，月薪2000元，半年开一次工资。“这编制问题，国家卫健委早就说解决，到现在还没解决呢。”何医生对小巴说。
山东泰安的韩医生，今年57岁，从1986年开始干乡村医生，目前月收入还不到2000元。
黑龙江大庆的毕医生在今年4月退休，从二十多岁开始干，干了有38年，负责1400个人，月薪2000—3000元。每月退休工资是300块。退休后，他也就不被允许行医了。
“要不说乡村医生悲哀。”电话那头叹息道。为补贴家用，毕医生种了不到八亩地，每年多挣个万八千。
从全国看，只有少数经济较发达的地区，村医才有编制和较可观的收入。李光明们的遭遇则更为普遍
村医的消亡重要吗？
有人可能会说，选择权就在他们自己的手里。
有想法、有理想的村医都走了，而李光明之所以还在犹豫，是估摸自己也干不了别的，并且能从这项工作中获得一些成就感。
村里曾有一个老太太有心脏病，一有头疼脑热就容易发病。去大医院一次可能要几千上万元，但在村卫生所只需要四五百块。还有一个老人脑梗、半身不遂，躺了十几年，李光明记得给他打针时，老人指甲缝里头都是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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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那些大学生，能吃得了这种苦吗？”他说道。过去镇卫生院曾来过一些中医大学毕业的本科生，但最后都没有留住，待不到半年就走了。平时，乡亲们也会给李光明送点自种的黄瓜、豆角、土豆和红薯，以示感谢。
无论是同行，还是领导也都在说，国家慢慢在重视这一块。前年，省卫健厅一个副主任下来调研时，就跟他们聊了很多奉献。
“不会把你们忘掉的。”对方许诺说。
济南的女乡村医生张健对于外出打工的同乡“有点眼红”，但有时候也自我安慰。
“想想也挺甜蜜的，在家最起码和老人、孩子能在一起。”他们家共八口人，都居住在农村。
但不断严峻的现实情况，冲击着他们的底线。“我奉献可以，但我孩子怎么办？”李光明说。
“孩子考试一塌糊涂，我也管不了。”张健无奈说道。
从2010—2012年左右，单干散布、自负盈亏的村医实际上被政府纳入公共卫生项目，不再允许单干。
村医的收入主体不来自看病、卖药，而是来自财政拨款，工作内容是定期采集村民身体信息以及随访，成果接受上级的严格管理和考核。而后者挤占了村医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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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龙江大庆的毕村医说，每个季度都要去随访，测血压、测血糖等，一次要花上十天半月。孕产妇、0~6岁儿童、65岁及以上老年人都得归他管。上班需要录指纹，村卫生所全程接受视频监控。
“针对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冠心病等重点人群的联系电话不能停机，停机就扣分，扣分就扣钱。”山东泰安的韩村医说。
截至2021年底，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.67亿，占总人口的18.9%，其中农村老人占近一半。
公共卫生项目就像一张大网，打捞起了广袤乡村土地上难以采集的老人、幼儿、孕妇的身体状况信息，起到对乡村医疗情况统一管理，提前发现和解决问题的作用。
比如，“2020年老年人体检发现冠心病问题，检查结果和大医院查出来的一样，这才让我村的老百姓竖起大拇指来，说我们的公卫体检太好了。”何文库说。
近三年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从74元涨到84元。一般是卫生院拿60%，村医拿40%，多劳多得。
而药品则由上级医院或者承包商统一配送，利润空间小，药品少且贵。
至于村医的老本行——看病和卖药被彻底边缘化。
“后来就不太愿意看病了，因为公卫的事务繁忙、药品不便宜，出了问题可能连累到上级部门。”毕医生说。
但是，不论是作为村民就近医疗的必要存在，还是类似有关部门聘请的临时工作人员，村医都承担着关键的作用。
并且，一旦发生公共卫生安全事件，如新冠疫情，村医也被号召战斗在一线。
“2020年大年初一，就接到医院通知需要去高速值勤，自己带着方便面和热水……”何文库说道，尽管他自己也觉得无怨无悔。
“农村的老人也是老人”
结合这样的现实，再看我们的宣传环境。以下是常见的几则官方新闻：
1. 溜索出诊的云南村医，终于不再溜索，当地通了公路。他说：“一辈子当村医，绝不后悔！”
2. 江苏盐城的乡村医生13年资助150名残疾孩子。
3. 四川自贡市的“跛脚”村医，服务村民21年。“平时有个头疼脑热的，只要跟黄医生联系，他都会随时过来。”村民说。
村医新闻总是与无私奉献绑在一起。一部分村医的伟大，似乎成了全部村医的行为准则。
而显然这也对更多的广大村医形成了一种道德的宣导甚至绑架，致使村医群体的待遇改善严重滞后于时代发展，甚至对不明就里的局外人造成一种错觉。
老百姓不理解他们，认为他们是国家公务员，有丰厚的待遇。“你们多好啊！开着公务员的工资”“你们都领着国家的工资，都是应该的”——老百姓经常说这些话。但他们很难解释，常无言以对。
村医群体，让小巴联想到疫情期间同样承担一线工作的社区工作者群体，他们和村医类似，收入不高、没有编制，却事实上成为了苦活累活的承担者。
在媒体上，他们也有类似的无私奉献的面孔。可见这是我们的一个“传统”。
而据小巴了解到的情况，立足于城镇社区的社会工作者的岗位或许还有后续的补充，而乡村医生的岗位，则未必后继有人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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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今各地都在轰轰烈烈展开的定向培养大学生村医的工作，需花钱签约医学生，后者承诺在乡村服务若干年。
但据甘肃省卫健委官网披露，甘肃省2015年至2019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违约者数达251名，从2015年违约5个人飙升到2019年违约85个人。违约者将面临收回培养费、收缴违约金，不诚信行为记入个人档案等措施，但即便如此也挡不住违约形势。
在社交平台，违约和跑路的医学生故事比比皆是。今天的年轻人对于个人利益问题更加敏感，不愿意接受没编制，常被拖欠工资且强度大、环境差的工作。
更何况，要干好公共卫生项目，需要较长期扎根服务村民的耐心，要做到这些，需要李光明、何文库这样十年如一日顽强奋斗的中流砥柱。
何文库说：“最初公卫工作特别头疼，好多老百姓不理解，现在好多了，我没事了就和老百姓拉家常，从中给老百姓宣传咱们公卫的好处……我必须啃下这块骨头，后来全部被我拿下了。”
李光明的方法总结起来是：通过看病跟病人先建立信任关系。如果缺乏这一层关系，病人不可能完全按照医生的想法去做，包括饮食习惯、生活习惯、按时吃药等。即便是一开始跟得上，后期也跟不上。
一位上级委派的扶贫医生曾去到一个病人家里，和病人嘱咐了少抽烟、戒酒、饮食少油等禁忌。病人一开始跟得上，但后期就走偏了，因为他自己也不太懂，结果吃的东西越来越少，导致营养不良。
显然，再高明的医学建议也不能生搬硬套，再高明的医生也不能一次性解决问题，需要长期细致的随访和医学普及。
但是，他们的待遇如此不堪，难以对年轻一代产生吸引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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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巴出身农村，清楚知道拥有6亿规模人口的农村的许多东西都在坍塌，无论人口、教育、医疗、商业资源等都止不住流失，这并不足为奇，但村医群体的坍塌却可能是致命的。
因为老人们离不开农村了。李光明最后说：“之前国家说要让全民健康，农村老年人的健康也是这一部分。农村的老人也是老人。”
注：除何文库，文中受访者皆为化名
